不過在天啟三年，東林黨為了減輕自身負擔，以優恤百姓為名，減免了北直隸八府的田賦加派，又以西南發生“奢安之亂”為名，令湖廣、廣西、四川、雲南四省加派留作當地援黔援蜀之用，不再解往北京。
就這樣，經過東減西免，天啟三年的田畝加派隻收了348萬餘兩。遼東舊餉72萬兩，鹽稅加派32萬兩，新增關稅6.5萬兩，加上其他收入，總共收銀462萬餘兩。
天啟三年的遼餉收入是462萬兩，而因為當時遼東局勢惡化，遼餉支出高達628萬餘兩，由於赤字高達160多萬兩，於是又有了征收雜項的規定。
什麼是雜項？
雜項的種類很多，但大部分都是從地方政z府和士紳要錢，什麼優免丁糧、抽扣工食、馬伕祗候等，以及房地產交易稅和當鋪的稅收。
除了留給西南平定奢安之亂的錢，共計收了180萬兩，差不多將遼響的窟窿給填了。
之後天啟年的收入變化一直不大，沿用天啟三年的舊例。
隻是在五年的時候關稅加派收到了二十萬兩，多了十幾萬兩。
除了皇帝的內帑空了，基本上朝廷的收入和開支差不多，按理說，不發生大的變亂，應該勉強能維持下去。
但朱由檢卻深知，事情不是這樣的。
遼餉其實加的根本不重，重的是中間官員的上下其手，中z央說收九厘，地方能收九兩上來，這種可怕的陋習，將問題放大了上百倍。
在這段時間處理政務的過程中，朱由檢已經接到了陝西的奏報，農民起義的端倪已經出現，雖然不是他熟悉的高迎祥和李自成，而是什麼王二，但加派遼響的弊端已經出現。
更不要說，曆史上崇禎這個白癡，一上台就被東林黨忽悠的找不著北，到了崇禎元年，雜項收入直接掉到六十萬兩，整整少了一百多萬，如此巨大的窟窿，根本冇辦法填補。
於是，第二次加征開始了，遼餉從九厘收到十二厘，錢收上來了，可以打後金，但國內的農民軍卻無法遏製，農民起義爆發，要剿，但冇錢，怎麼辦？
加征剿餉。
於是農民軍更多了，軍費要更多。
怎麼辦？
再加征練餉！
練餉冇收上來，大明就轟然垮塌了！
這就是一個死循環，稅收和後金和農民軍成了一個結，一個催著一個爆發。
而這一切，在朱由檢登基時就已經出現了端倪，天啟七年七月陝西爆發的王二起義，就是各種問題大規模爆發的開端。
“難辦啊！！！”朱由檢看著三個詞，稅後、後金、農民軍三個詞彷彿組成了個怪獸，朝著他撲來。
這三個環環相扣，一環套著一環，但歸根結底，還是錢的問題，隻要有錢，農民起義可以遏製，後金可以抵抗。
但是，搞錢的話，加稅是不可能加稅的，這輩子都不可能加稅，士紳一體納糧不敢乾，隻能從歪門邪道想想辦法。
比如說，做生意。
以皇帝的身份，想要做生意還是很簡單的，隻要不怕罵。身為一個後世人，彆的朱由檢不敢說力壓古人，但這臉皮和見識卻可以。
罵就罵，錢到手就可以。
到時候老子手中有錢，朝廷冇錢，誰當爺還說不定呢。
做生意，必須做生意。
雜項的加派必須維持下去，一個子都不能少，誰少就弄死誰。等老子做生意弄到了錢，再來改革稅收，減免遼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