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朋友，同鄉朋友：今天我看見這麼多朋友來聽我說話，覺得非常感動。
無論什麼人，見到這麼多人的歡迎，都一定會非常感動的。
我應該向諸位抱歉，我本來應該早一個月來，因為有點小病，到今天才能來；並且很抱歉這次不能去台南、台東去看看五十年前我住過的地方，隻有希望等下次來時再去。
今天因為黃先生、遊先生要我事先確定一個講題：《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》。
這個題目也可改作《中國文化傳統的自由主義》。
“自由”這個意義，這個理想，“自由”這個名詞，並不是外麵來的，不是洋貨，是中國古代就有的。
“自由”可說是一個倒轉語法，可把它倒轉回來為“由自”，就是“由於自己”，就是“由自己作主”，不受外來壓迫的意思。
宋朝王安石有首白話詩：風吹屋頂瓦，正打破我頭。
我終不恨瓦，此瓦不自由。
這可表示古代人對於自由的意義，就是“自己作主”的意思。
二千多年有記載的曆史，與三千多年所記載的曆史，對於自由這種權力，自由這種意義，也可以說明中國人對於自由的崇拜，於這種意義的推動。
世界的自由主義運動也就是愛自由、爭取自由、崇拜自由。
世界的曆史中，對這一運動的努力與貢獻，有早有晚，有多有少，但對此運動都有所貢獻。
中國對於言論自由、宗教自由、批評政府的自由，在曆史上都有記載。
中國從古代以來都有信仰、思想、宗教等自由，但是坐監牢而犧牲生命以爭取這些自由的人，也不知有多少。
在中國古代有一種很奇怪的製度，就是監官製度，相當於現在的監察院。
這種監官製度，成立在中國政治思想、哲學思想之前。
這種監官為的是要監督政府、批評政府，都是冒了很大的危險，甚至坐監、犧牲生命。
古時還有人借宗教來批評君王。
在《孝經》中就有一章《諫諍章》，要人為“爭臣”、“爭子”。
《孝經》本是教人以服從孝順，但是在君王、父親有錯時，做臣子的不得不力爭。
古代這種諫官製度，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傳統，就是批評政治的自由。
此外在中國古代還有一種史官，就是記載君王的行動，記載君主所行所為，以留給千千萬萬年後的人知道。
古代齊國有一個史官，為了記載事實，寫下“崔杼弑其君”，連父母均被君主所殺。
但到了晉國，事實真相依然為史官寫出，留傳後世。
所以古代的史官，正如現在的記者，批評政治，使為政者有所畏懼，這卻充分表示言論的自由。
以上所說的一種諫官禦史與史官製度，都可以說明，在中國政治思想與哲學思想尚未成立時，就非常尊重批評自由與思想自由。
中國思想界的先鋒老子與孔子，也可以說是自由主義者。
老子說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”
孔子說：“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誌也。”
老子所代表的“無為政治”，有人說這就是無政府主義，反對政府乾涉人民，讓人民自然發展，這與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自由主義。
孔子所說的中庸之道，實在是一箇中間偏左的態度，這可從孔子批評當時為政的人的態度而知道。
孔子當時提出“有教無類”，可解釋為“有了教育就冇有階級，冇有界限”。
這與後來的科舉製度，都能說明“教育的平等”。
這種意見，都可說是一種自由主義者的思想。
孟子說：“民為貴，君為輕。”
在二三千年前，這種思想能被提出，實在是一個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的傳統。
孟子說：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”
這是孟子給讀書人一種寶貴的自由主義的精神。
在春秋時代，因為國家多，“自由”的思想與精神比較發達。
秦朝統一以後，思想一尊。
因為自由受到限製，追求自由的人，處於這“無所逃於天地之間”的環境中，要想自由實在困難，而依然有人在萬難之中不斷追求。
在東漢時，王充著過一部《論衡》，共八十篇，主要的用意可以一句話說明：“疾虛妄。”
全書都以說老實話態度對當時儒教、“災異”、迷信，予以嚴格的批評，對孔子與孟子都有所批評，可說是從帝國時代中開辟了自由批評的傳統。
再舉一例：在東漢到南北朝佛教極盛的時候，其中的一位君王梁武帝也迷信佛教。
當時有個範縝，他著述過幾篇重要文章，其中一篇《神滅論》，就是駁斥當時盛行的靈魂不滅，認為“身體”與“靈魂”，有如“刀”之與“利”，假如刀不存在，則無所謂利不利。
當時君王命七十位大學士反駁，君主自己也有反駁，他都不屈服，可說是一種思想自由的一個表現。
再如唐朝的韓愈，為反抗當時瘋狂的迷信，寫了一篇《諫迎佛骨表》，痛罵當時舉國為佛骨而瘋狂的事，而被充軍到東南邊區。
後又作《原道》，依然是反對佛教。
在當時佛教如此極盛，他依然敢於反對，這正是自由主義的精神。
再以後如王陽明的批評朱熹、批評政治，而受到很多苦痛。
清朝有“顏李學派”，反對當時皇帝提倡的“朱子學派”，都可以說明是在一種極不自由的時代而爭取思想自由的例子。
在中國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、哲學思想史、宗教思想史中，都可以說明中國自由思想的傳統。
今天己經到了一個危險的時代，己經到了“自由”與“不自由”的鬥爭，“容忍”與“不容忍”的鬥爭。
今天我就中國三千多年曆史，我們老祖宗為了爭政治自由、思想自由、宗教自由、批評自由的傳統，介紹給諸位，今後我們該如何的為這自由傳統而努力。
現在竟還有人說風涼話，說“自由是有產階級的奢侈品，人民並不需要自由”。
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，到那時候，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到自由不是奢侈品，而是必需品。
（1949年3月27日在台北中山堂的講演，黃穀辛記錄。
載於1949年3月28日台灣《新生報》。
）